陕北的年，是在一片酷寒中悄悄来临的，裹着西北风吹起来的沙尘，敲打着糊了新窗纸上贴着的窗花，窸窸窣窣地敲醒了陕北的早晨。古老而又神秘的黄土地上，星罗棋布的村庄又开始了一天的忙碌，对于只住着几户人家，全村不过十几个人的城隍梁村来说，年味可是一点都没有变淡，反而跟着年的脚步忙碌起来。

　　窗外还是一片漆黑，公鸡还来不及打鸣，父亲便举着手电，到羊圈里把大羊和羊羔子分开，再把羊圈大门打开，让大羊顺着羊圈前的小路，跑到硷畔底下的沟旮旯里去吃草，这一天，就用不着管着羊了。沟旮旯里的草，早在深秋时便已枯萎，不过周围都是山大沟深的，枯草也有不少，足够几十只羊来来回回溜个十天半个月了，何况这个季节的地里没有庄稼，倒不担心羊会胡跑乱窜，等天黑时，头羊会一个不落地把羊带回圈里。倒不是父亲不愿意去管羊群，而是这些天要帮着母亲准备一些年茶饭，还要把家大扫除一番，这可是陕北多少代人一直流传下来的习俗，可不敢马虎。

　　父亲可是个闲不住的人，把羊赶进硷畔的沟旮旯里，就拿起大扫把，从家门口开始仔仔细细地把院子清扫了一遍。院子没有用石头和砖铺设，都是夯实的黄土，轻轻一扫便是尘土飞扬，倒也黄土地的盛名，尘土随着清晨的寒风吹过，急匆匆地飘向远处，没有给昨日刚糊好的窗纸布上尘埃。等天际泛起鱼肚白时，父亲准备着启动三轮车了，这天他准备载着母亲到镇上的磨坊，把泡好的米磨成面，做一些“油馍馍”“黄馍馍”“年糕”这些年茶饭。父亲和母亲要早早地去磨房外面等候，年底打米磨面的人多，自然要赶个早了。隔不了几天就是过年，村里的一些人家早就做好了年茶饭，还给母亲送来了不少，若只是父亲和母亲，倒也够吃。不过我和哥哥要回到老家，母亲准备多做一些的，让我和哥哥离开的时候带一些。

　　城隍梁相距青阳岔这个镇子并不多远，当太阳被风拨开了暗黄色的云，跳出山头时，父亲已经开着三轮车载着母亲出现在了脑畔的公路上了。父亲把三轮车停入院子后，就跑去捡畔峁子上照看一下羊群，母亲则是忙活着搬放在车厢里的磨好的面，母亲是典型的农村妇女，手上有把子力气，常年在黄土地上犁地、扛化肥、挑水，搬半袋磨好的面粉，自然不在话下。母亲刚把面粉放在案板上，就又急急忙忙跑去柴垛上搂些柴火，接着就开始生火，炒面，和面，一直忙停当已是晌午。

　　吃过午饭可没有休息的时间，母亲让父亲把家里里外外清扫一番，顺便换一下床单被罩，自己则是把炒好的面分成三份，拿出两份，一份做油馍馍，一份做黄馍馍，剩下一份用来蒸年糕。年糕是做起来最麻烦的年茶饭，虽然不需要和面和发酵，干面直接放在锅里蒸的，但是蒸起来耗时费力。等锅烧开后，母亲就会把蒸布平铺在蒸笆上，等蒸布被汽水打湿了，开始一层一层地将干面撒上去，直到把面撒完，立即盖上用高粱秆做成的锅盖。据母亲讲，锅盖是要用高粱秆或者木头做的，若是用铁锅盖或者玻璃锅盖，年糕就会被汽水沓湿，变成了“泡糕”，而且还熟不了。年糕要不停地蒸三四个小时，等锅盖边上响起了“嗖嗖”的“哨”响声时，打开锅盖，用筷子戳一下蒸面，看筷头上没有粘生面，年糕才算蒸好了。

　　年糕刚出锅，还在大扫除的父亲就忍不住凑上来，用筷子缠一块放在碗里，再撒上些白糖，就开始“龇牙咧嘴”地吃起来，一边吃一边说：“嗯，熟了，这今年的糕软和，吃起来也细，老婆子，你也尝一块吧”。母亲可没那闲工夫坐下来吃一块年糕，有些“嫉妒”地犟嘴道：“甜糕有什么好吃的，还是炸油糕好吃，甜糕粘牙”，说完趁着糕还是热乎的，立即用手攒着凉水，把糕揉拍成一尺左右长，一扎左右宽的条状，这是要等糕冷后，便于切成片状的，等隔天做油馍馍的时候一起用油炸。

　　陕北的冬天黑得早，揉拍好的年糕还没有晾冷，太阳便在山的那头悄悄落下。母亲一个劲儿地抱怨一天的时间太短，做不了多少事，天就黑了，不经意间，日子一天挨着一天就过去了，眨眼间就是过年。这年啊，就像城隍梁周围的山，一座连着一座，默默地把黄土地和村庄，勾勒成了一幅生动的山水画，汇合了黄土地泥土的芬芳，夹杂着陕北年茶饭的香，让西北风悄悄地吹向了远方。

　　为了过好这个年，父亲和母亲在过年前两天，就会把酥鸡，肉丸子，油馍馍，黄馍馍，年糕，卤猪头，这些极具陕北特色的年茶饭准备个遍， 翘首以盼着匆忙赶回来过年的儿孙们，在除夕的夜晚，一起在爆竹声中辞旧迎新。

陕北的夜深了，此时城市里是“灯火万家城四畔，星河一道水中央”，难以抵得上城隍梁这个村庄里泛出的点点星光。这里的土地，那里的土地，这里的年，那里的年，都在悄悄地临近，忽然间，土地和年都被风吹散了去。我站在汉江的河堤上，未曾披一件厚衣服，身体在扑面而来的江风中有些颤抖，望着缓缓流走的汉江水，心也有些沉寂，不禁又想起了那黄土地，那年。（汉钢公司 薛生旭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