瓦蓝的天空不留一丝白云,太阳下的热火青年,在黄土高坡上光着膀子从山的这头跑到了那头。轻风如江南水乡女子般温柔的手,轻拂着山梁上的一排排白杨。一座连着一座算不得伟俊的山,悄悄围成母亲温暖的怀抱,城隍梁这个小村庄贪婪地卧在山间。在村庄里田间地头踱步,那歪脖子杏树、山丹丹花、脑畔的枣树、洁白的羊群尽收眼底,悄然间织成脑海里最初的风景。
夏日热浪肆无忌惮地袭来,虫叫鸟鸣汇成的乐章让早已毫无生机的黄土地更增添了一份灵动。在粟米地里,父亲和母亲拿着锄头,挥动着有力的臂膀,一锄头又一锄头,把地里成簇的粟苗和杂草一点点锄去,回首望去,原本有些杂乱的粟地变得井然有序。歇口气的工夫,父亲摘下破旧的草帽,用搭在脖子上的毛巾擦拭着额头的汗水,握着锄头的手粗糙得与地畔上那棵歪脖子杏树皮一般无二,黑黝黝的脸像被抹了一层山脚下老沟垢到发黑的淤泥,矮小却不失健硕的身子,像一根坚实的木桩,紧紧钉在庄稼地里,仿佛不知晓夏日的燥热。直起腰的父亲扯着嗓子喊:“二娃子,把烟袋给我拿过来。”和哥哥在歪脖子杏树下玩耍的我,抄起父亲的旱烟口袋,飞奔着送到父亲手里。接过旱烟口袋的父亲,用烟锅挖几下烟丝,用锈黄的大拇指按几下,顺手用火柴点上,蹲下身子,猛吸几口,瞬间把疲劳卸去了大半。
怕晒的我忙着跑回歪脖子杏树下,继续和哥哥玩起了荡秋千。无论春耕秋收,只要父亲和母亲在地里忙活,这歪脖子杏树下就是我和哥哥的游乐场。父亲和母亲锄地时,我和哥哥用父亲背驴草的绳子绑在树杈上,捡一根粗壮些的木头套上去,就做成了简易的秋千,我坐在上面时哥哥推,哥哥坐上面时换作我推,玩得不亦乐乎。玩腻时,便让哥哥爬上杏树,给我摘几颗还未成熟的杏子,当我龇牙咧嘴地啃着满是酸涩的杏子时,锄地的母亲笑着说:“现在的杏儿酸得吃不了,你们两个要是没事干,去捋一些泽蒙花,也可以刨几株山丹丹花。”母亲是喜欢山丹丹花的,每年夏天,总要挖几株回来,摘进菜园子里。
在母亲的指引下,我和哥哥在粟米地的背洼上轻松找到了几株盛开的山丹丹花。六片卷曲的花瓣红得仿佛在滴血,淡黄色花柱上的六个花蕊,变成了羞红了脸的少女。我和哥哥用手小心翼翼挖着花根部的泥土,生怕折断了花枝,若是断了花枝,这山丹丹花即使栽进了母亲的菜园,也是活不了的。山丹丹花在陕北的土地上算不得稀罕物,但每一个陕北人都甚是钟爱。一株山丹丹花通常能开出一朵花,开出三朵花的甚是少见。母亲曾经栽种过开五朵花的山丹丹花,是父亲在沟旮旯割草时挖回来的,母亲一直小心看护。我和哥哥偷摘大伯母家的枣时,也是绕着这株山丹丹花走。
栽着山丹丹花的地畔下是大伯母家的几棵枣树,是我和哥哥经常“光顾”的地方。大伯母是村里最慈祥的老人,看到我和哥哥摘了还未变红的枣儿,从不会撵来,也不会告诉母亲,应该是怕我们慌忙逃跑中从树上摔下来。我清楚地记得,每年秋天枣儿成熟时,大伯母会端着满满一筛子新鲜的枣儿,送到我家里,说是给我和哥哥解解馋。那时,父亲和母亲为了防止我和哥哥“祸害”大伯母家枣儿,便在锄地时带上我和哥哥,让我们在地畔那棵歪脖子杏树下玩。
烈日当头时,趁着休息的间隙,母亲会去把吃草的驴重新拴个地方,父亲也坐到了杏树下,叼着烟锅子,望着对面山坡上好似一团团棉花的羊群,轻声道:“过两年有钱了,咱也买一群羊。”他仿佛是在自言自语,但我知道,从那时起,他心中已经做好了扛着拦羊铲子,赶着洁白的羊群在山坡上吃草的打算了。直到多年后,父亲终于实现了他最初的愿望,农忙之余,赶着羊群到山峁沟洼草木丰盛的地方,让羊尽情地咀嚼草木春芽。
日月如梭,从长大后我逐渐远离了城隍梁这个小村庄。那片热土上,歪脖子杏树依旧年年茂盛,只是树下没有了秋千,枣树只剩一棵,每年还能结出些枣儿,菜园里的山丹丹花早就没了踪影,只有父亲还是早出晚归拦羊。我的脑海里,留存的最多的还是春的杏花,夏的山丹丹花,秋的果香和冬的银装素裹。夜深时,我常把一片又一片的记忆画面,无声中写成了一首朗朗上口的诗,凝练成了一段美妙的音乐,最终演绎成故乡的原风景。(汉钢公司 薛生旭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