提起苏东坡，第一印象一定是那首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。“大江东去，浪淘尽，千古风流人物……”，曾经我对他的印象也仅限于此，知道其是豪放派代表词人，亦偶有婉约之作云云。直到偶然间翻开家里的《宋词三百首》，不经意扫到他所写的《定风波》，读到“竹杖芒鞋轻胜马，谁怕？一蓑烟雨任平生”，为词中的豪迈豁达所感，开始对其人产生万分好奇。

我从书架上取下林语堂先生的《苏东坡传》，这本书是上学时在老师的推荐下购买的，但之前也只是草草览过，还不曾静下心去认真阅读。再次品读，感慨万分。

书籍按时间顺序，完整的向读者展开了苏东坡的一生。苏东坡是一个诗人，一个画家，是秉性难改的乐天派，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，他正如耶稣所说，具有蟒蛇的智慧，兼有鸽子的温柔敦厚。

他的一生跌宕起伏，名动京师成为进士时才二十余岁，本是前途一片光明，正要大展宏图的时候，苏母故去。他回乡守孝三年，也是时运不济，才做了几年官，其父苏洵故去，他又守孝三年。等再回到京城，就遇上了轰轰烈烈的王安石变法，他的恩师欧阳修和旧友都遭到了贬斥。苏东坡也不例外，因为屡次上书神宗谏言新法的弊端，而不见容于新党，说来也是讽刺，八年后旧党当政，将新政一概废除时，苏东坡又因劝说保留部分推行效果较好的新政，而遭到新党损毁。他一生仕途不顺，磋磨在新旧两党争斗的漩涡之中，遭遇“乌台诗案”，以及一次又一次的贬谪，也曾带着几分寂寥自嘲，“问汝平生功业，黄州惠州儋州”，但是一贬再贬也没能磨灭他性情中的豪迈与豁达。面对困境逆境绝境，苏东坡用乐观豁达坦然面对，传世的诗文中少见自怨自艾之语，他的文字生动有力，真笃诚恳，遒健朴茂，也因此激励着后来人，在面对困难时，有了更多的信心与勇气。

苏东坡为后世广而传唱，当然不只是诗文，还有他忠于职守济世救民的情怀。他心里怀着文人士大夫传统的“达则兼济”的理想，就算一生颇为坎坷，总是走在贬谪的路上，也切切实实做了一些为国为民的好事。知徐州时，他修筑黄楼，兴建工程，治理水患；他关心狱中囚犯的健康和福利，亲身视察监狱，并指定医师为囚犯治病；他改革军务，禁止军中赌博饮酒；在上书皇帝时，他不无自豪地表示，当地军队“熟练技艺为诸郡之冠，陛下遣使按阅所具见也”。苏东坡就是这样神奇的人，即使是在他的暮年，被贬谪到儋州这片贫瘠的土壤，他也能在苦难中栽种出参天大树。古时的儋州就是今天的海南，在当时儋州地处荒凉，天气潮湿暑热，不宜居住，放逐到儋州是仅比满门抄斩轻一等的处罚。他曾写道：“岭南天气卑湿，地气蒸褥，而海南为甚。夏秋之交，物无不腐坏者。”但是抱怨完了，他还是真切做了一些利国利民的事。苏东坡在这里办学堂，兴学风，以致许多人不远千里，追至儋州，跟从他一心向学。在宋代一百多年里，海南从没有人进士及第。但苏东坡北归不久，这里的姜唐佐就举乡贡。为此他题诗：“沧海何曾断地脉，珠崖从此破天荒。”人们因此把苏东坡看作是儋州文化的开拓者与播种人，对他怀有深深的崇敬。

当生命落入低谷，是不甘挣扎，汲汲以求，还是消沉寥落，就此放弃自己的抱负？苏东坡给了我们另一种答案。贬谪黄州时，与好友出游沙湖，偶遇大雨，大家都觉得很是狼狈，独独他写下“竹杖芒鞋轻胜马，谁怕？一蓑烟雨任平生”，其实这也是在借诗文表明他自己的态度，生活予他苦难，他报以豁达与乐观。贬谪惠州时，他流传下不少赞美惠州山川景物的佳作，“日啖荔枝三百颗，不辞长作岭南人”“报道先生春睡美，道人轻打五更钟”，这首诗作被当权者看到，愤于苏东坡竟有这样安逸的“春睡美”，将其再次贬谪至儋州。但是便是在艰难困苦的儋州，他也随遇而安，开办学堂，更是写道“我本儋耳人，寄生西蜀州”，可见他是把儋州真正当做了自己的第二故乡。苏东坡很擅长借他人之口言己之志向的写法，其实有两句诗很好的表达了他的人生态度，“试问岭南应不好，却道：此心安处是吾乡”。元丰二年好友王巩因“乌台诗案”牵连被贬岭南，其歌妓柔奴毅然随行，元丰六年王巩北归，苏东坡见好友他们归来，不但没有通常谪官那种仓皇落拓的容貌，还神色焕发更胜当年，性情更为豁达，不禁倍感疑惑，这两句诗就真实的反映了当时苏东坡与歌姬柔奴的问答。岭南地处荒凉，瘴烟窟里四年时光，好是不好？柔奴没有明确回答，只是说道，“此心安处，便是吾乡”。这句话也被苏东坡牢牢的记在心底，成为了他往后人生真实的写照。

宦海沉沦并不可怕，贬谪到蛮荒之地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失去自己的本心，在苦难中消沉意志，磨灭斗志。人生不如意，就读苏东坡。两党相争之祸斗不倒他，迢迢贬谪之路压不垮他，即便是无数灾难加诸其身，他永远怀抱清风明月，永远有着大江东去的豪情，于坎坷中践行着生命的融通。（韩城公司 孙心怡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