父亲有一块地，不大，一亩三分。这块地夹在村东头的河堤与老槐树之间，形状不甚规整，像块被随手扔下的补丁。可父亲待它，却比对待自己的命还仔细。

开春时，父亲总在天蒙蒙亮时就扛着锄头出门。晨雾还未散尽，他的身影已经在地里晃动。泥土刚解冻，踩上去软绵绵的，带着潮湿的腥气。父亲弯着腰，一垄一垄地翻土，锄头下去，“嚓”的一声，黑褐色的土块便翻了个身，露出底下湿润的新土。

我小时候问他：“为啥不等到太阳出来再干？”父亲直起腰，抹了把汗，说：“地和人一样，醒得早，干活才不累。”后来我才明白，他是怕误了墒情。春日的阳光一晒，地里的水分就跑得快，种子落下去，不容易扎根。父亲撒种时，手总是很稳。玉米粒从他指缝间滑落，像一串串金黄的珠子，均匀地钻进土里。他一边撒，一边用脚轻轻拨土盖上，动作轻得像是怕惊醒了什么。

夏天，一亩三分地绿得发亮。玉米秆蹿得比人还高，叶子宽大，在风里“哗啦啦”地响。豆角藤顺着父亲插的竹竿往上爬，开出淡紫色的小花。茄子、辣椒、西红柿挤在田埂边，红红绿绿的，热闹得很。父亲每天傍晚都要去地里转一圈。他蹲下身，拨开玉米的叶子，检查有没有虫子；捏一捏西红柿，看硬不硬；摘一根豆角，掰开看看里面有没有虫眼。若是发现菜叶上有被啃食的痕迹，他便皱起眉头，第二日天不亮就背了药桶来喷洒。母亲常说：“打药多了，菜就不鲜了。”父亲却摇头：“虫子要是把叶子吃光了，咱连不鲜的菜都吃不上。”

最怕的是暴雨。有一年，连下了三天大雨，河水涨上来，漫进了地里。父亲急得整夜睡不着，天刚亮就穿着雨衣往地里跑。水已经淹到了玉米秆的腰，豆角架歪歪斜斜地泡在水里。他二话不说，抄起铁锨就挖沟排水，一锨一锨地往外铲水，直到晌午，才保住了大半的庄稼。

回来时，他的裤腿全是泥，鞋里灌满了水，走一步“咕叽”一声。母亲数落他：“就那点庄稼，值得这么拼命？”父亲坐在门槛上，拧着湿透的裤脚，闷声道：“地里的东西，都是命。”

秋天，一亩三分地变成了金黄色的海洋。玉米棒子沉甸甸地挂在秆上，豆角干瘪了皮，露出饱满的籽粒。父亲带着镰刀下地，一上午就能放倒半亩玉米。他掰玉米的动作极快，“咔嚓”一声，玉米棒便脱离了秆子，被他扔进背后的竹筐里。我蹲在地头，负责把玉米棒装进麻袋。父亲时不时回头看我一眼，喊道：“别光挑大的，小的也收，晒干了能磨面。”

收完庄稼，地不能闲着。父亲会种上一茬白菜或萝卜。他说：“地和人一样，不能歇，一歇就荒了。”有一年秋收，我贪玩，掰玉米时漏了好几行。父亲发现后，没骂我，只是自己又折回去，一垄一垄地重新检查。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，他弯腰在玉米秆间穿行的样子，像一只固执的老蚂蚁。

冬天，一亩三分地光秃秃的，像剃了头的脑袋。父亲却不让它彻底闲着。他扛着铁锨去翻地，说是“冻垡”——让泥土在寒冬里冻一冻，来年虫害就少。他的锨头扎进土里，翻起的土块冒着白气，像大地在呼吸。有时候，他蹲在地头抽烟，望着这片裸露的土地发呆。我问他看啥，他吐出一口烟，说：“看地有没有劲。”我不懂，地怎么会有“劲”？后来才明白，他是在看泥土的颜色、松软度，盘算着明年该种什么、怎么轮作。在他眼里，土地是活的，会累，会饿，也会欢喜。

后来我长大了，去了城里。每次回家，父亲总要带我去看看他的一亩三分地。

地还是那块地，只是父亲的动作慢了。翻土时，他的腰弯久了会疼；撒种时，手会微微发抖。有一年春天，我发现地里种的不再是玉米和豆角，而是一大片油菜。父亲说：“油菜好打理，开花还好看。”金黄的油菜花开了，蜜蜂嗡嗡地飞着。父亲站在地头，背着手，像一位检阅士兵的将军。去年，他病了，地荒了一季。再回去时，野草已经长得齐腰高。父亲撑着病体，执意要去地里看看。他蹲下身，抓了一把土，捏了捏，叹气道：“地瘦了。”我忽然鼻子一酸。

原来，他的一亩三分地，从来不只是地。是他一生的战场，是他的命，是他留给儿女最朴实的道理——人勤地不懒，人疼地，地就疼人。（汉钢公司 郭超锋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