棉袄、羊皮褂子、白毛巾，只是耐操磨罢了，毕竟家中的光景过得实在紧巴。

父亲娶母亲时是80年代末了，那时家中依然没几件像样的衣服。结婚时父亲穿的是从下乡干部那里借来的旧衣服，毕竟没有补丁，再洗个干净些，倒也拿得出手，母亲穿着一件父亲送的“的确良”料子的花棉袄，这就日子过到了一块儿了。在我记事时，父亲的衣服都是这里补一块补丁，那里缝几针，有时线头还裸漏在外面，这让原本已经很陈旧的衣服，看上去更加惜惶了。唯一没有补丁的衣服，是后来置办的一套衣服，那可是压箱底的宝贝，只有过年或者走亲戚才会穿一下，之后又要赶紧洗干净收起来，因为大家都是这么穿着的，倒也不怕别人笑话。那时的孩子不懂得攀比，跑到田野里玩耍多是光屁股光脚的，衣服都是大人的衣服穿不了的，找村里的巧婆姨剪改一下，缝好了就是新衣服，这还要等老大穿到小的没法穿，老二才开始穿。

这样的日子不知经历了多少代人，也不知过了多少年，贫穷会让人忘记羞耻感，只懂得在一片土地上繁衍生息。在日子逐渐好起来的年头，很多人得知延安革命老区的山区里的人依然过着贫穷的日子时，捐来了很多衣服，那时的堂哥还是大队书记，在乡政府托人捎话来，让堂哥带人去领捐赠的衣物时，堂哥就会叫上父亲以及村里的几个年轻人，赶着骡马将一包一包的衣物驮了回来，让婆姨女子们在院子里铺上尼龙袋，把衣服一件一件摆开，随后按照村里户数的多少，制作一些写着编号的阄。夜幕降临时，村里人都吃罢了饭，都开始在堂哥家的院子里聚集了。这时，一家出一个代表来抓阄，按着手中号码的顺序来挑衣服，因为衣服数量有限，一家人能挑个两三件，至于能不能挑到心仪的衣服，全靠手中的号码是不是靠前了。

父亲抓的号码是比较靠前的，他给母亲挑了一件淡粉色的呢子大衣，给我挑了一件上下为天蓝色，中间夹着淡黄色的印着一辆不知名汽车图案的卫衣。母亲的呢子大衣也是舍不得穿，总是压在箱子的最底层，生怕被老鼠咬了，只有在去外婆家或者去镇上赶集时才穿一下，之后便赶紧收了起来。虽说给我挑的衣服当时穿着大了不少，但父亲说我正在长身体，这件衣服能穿三四年呢。比起平日里破烂着的，甚至打着补丁的衣服来说，我有这样的衣服，自然宝贝得不得了。我的那件卫衣也是穿了好几年的，直到实在穿不上了，才送给了同村的一个小孩，也算得上物尽其用了吧。

分故衣的日子一直持续到家搬到了靖边县的一个小镇上。那时父亲买了三轮车，开始做贩卖粮食的生意，母亲卖起了面皮，家中的日子也逐渐好了起来，母亲看着日子有了盼头，每天更是起早贪黑围在锅灶台上，做好了面皮便推着勒勒车在大街小巷里吆喝售卖。手上有些余钱，衣着打扮自然也能有些改变了。逢集市时，母亲常能到卖衣服的地摊挑上一件心仪的衣服，过年或者季节变换时，也会给我添加一两套，自此，家中算是彻底告别了抓阄挑故衣的日子。

随着物质条件愈发丰富，逢年过节，天气变化时，每个人都会添一两件衣服，渐渐地，无论是父亲和母亲的衣服，还是我的衣服，在衣柜里都放得满满当当的了，并且没有一件是打了补丁的。母亲把每个人不穿的衣服都洗得干干净净的，整整齐齐地叠放在衣柜里，一件也舍不得扔，我劝她把不要的衣服都扔了，留着没用还占地方时，母亲摇着头说：“这衣服看上去挺新的，扔了怪可惜的”。母亲是过惯了苦日子的，一些本该淘汰的东西依然在使用，常说留着旧衣服是以备不时之需，见劝说无果，便由着她去了。

前些年许多地方发大水急缺物资，乡政府号召大家捐款捐物，帮助灾区共渡难关。母亲得知后，让父亲骑车载她到大队部，把许多看着崭新的旧衣服，以及刚买了没穿两次的衣服都捐了出去，还拿出平时积攒的零零总总的二百块钱，也一并捐了出去。当我知道平时有些抠搜的母亲为何义无反顾地捐款捐物时，甚是惊讶，半开玩笑地问母亲怎么舍得把这些衣服捐出去，还顺带捐二百块时，母亲一脸认真地说：“咱们当年比这还要艰苦，现在日子好了，别人又有困难了，能帮一点是一点，我能体会到艰难时的那种辛酸”。母亲的话让我肃然起敬，是的，平凡的日子需要懂得取舍，过上再好的日子也不能忘了根本，这是一个大字不识的母亲教给自己孩子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，让我这个从黄土高坡的旮旯里走出来的人受益匪浅。

而今的陕北不再缺衣少食，故衣早就不见了踪影，走在大街上，各式各样的衣服琳琅满目，看上一件衣服也可以随时买了，但每个从艰苦岁月走过来的人的脑海都存着一段对故衣的记忆，许多人现在依旧保持着勤劳俭朴的生活，因为他们知道，丰富多彩的生活来之不易，曾经的故衣，是一个年代的回忆，更是一种美德，这种美德应当永远地传承下去。（汉钢公司 薛生旭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