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农村，沟畔、边坡不好耕种的田地，庄稼人不想让它荒着，总会种一些好管理、不费力的农作物，比如南瓜、冬瓜之类的，能收多少无所谓，留够自家吃的，多了就到集市上买了变点钱来补贴家用。

我们家也如此。因为耐存放，南瓜或多或少年年都种，冬瓜平常种的比较少，但父亲觉得冬瓜往年的价格还不错，而且产量又高，所以在我上初中的那一年，父亲就多种了一些，但到了收获的季节，因为价格便宜，一直没人来收购，父亲看着满地的大冬瓜发愁，于是就想先拉一车去集市上试一试。

我们家离县城集市不太远，大概十多里路，因为第二天是星期天，父亲就让我和他一起去。

凌晨3点多，父母都已早早起床，父亲在院子装车，母亲在厨房简单做些吃的，到父亲叫醒我时，他们已经收拾好了。

父亲在架子车前面绑了一根粗麻绳，让我帮他拉车减轻一点负重，满满一架子车冬瓜，压得车子“咯吱，咯吱”直响，父亲双手紧抓住车把，肩上的攀绳紧绷着，弓腰曲腿吃力地向前走，遇到上坡时他会提醒我使点劲。

秋天的后夜里有些凉，母亲让我出门时加了件外套，没走多久头上已经出汗了。天还黑，路上静悄悄的，我和父亲的脚步声打断了蟋蟀的鸣叫。“热了就解开几个纽子，不要把衣服敞开，小心感冒”，父亲对我说，我只是应了一声。父亲在我眼里是个很严厉的人，平时在家里就不太与他说话，“乏不乏”，父亲问我，我没吱声，心里有些埋怨，起这么早，怎么能不乏。“再一会就到啦”父亲又说。这时有骑自行车赶集的人匆匆路过，“你看别人也起来这么早，虽然辛苦，但能多赚点钱，无论干啥，只要你肯下苦，就有好的收获，种庄稼和学习也是一样，不好好学，咋能有好成绩”，父亲又教育起我来了。父亲是与共和国同龄的人，听家人说他当年上学时，每次考试都是全班第一，考上高中那年，学校更是敲锣打鼓把喜报送到家里，这是我们乡里以前从来没有的事，但是赶上“文化大革命”，高中就没上成，这事在父亲心里一直是个结，但在我们面前很少提及，他就希望我们能好好读书，将来有个好工作。

当我们赶到集市上时，菜市场已经熙熙攘攘了，这时天也快亮了。我们找到位置把车停放好，父亲叮嘱我看着，自己就到菜市场转转了解一下行情，不一会他就回来了，说市场上没几家买冬瓜的，但菜贩也不愿意收，最多5分钱一斤，零卖9分钱，父亲叹口气点了根烟抽了起来。“冬瓜咋卖？”，见有人过来问价，父亲赶紧迎上来说：“你能要多少？”“配菜哩，只要几个”菜贩说，“看我这冬瓜长得多好，多拿些吧”父亲说，“冬瓜不好卖，它不像别的菜，谁家能天天吃这，在城里都是切块块卖，你这冬瓜长的太大更不好卖”，菜贩的话说得父亲一时没反应过来，长的好反倒不好卖了，“4分钱，称3个，卖不卖”“太少了，6分给你称”，菜贩摇摇头走了，后来还有几个菜贩来问，父亲觉得他们给价太低还是没卖，这时天已经大亮，市场上的菜贩子越来越少，已经好长时间没人来问价了，到现在我们一个还没卖出去，父亲一脸倦意地环顾着来往的行人，“冬瓜咋卖哩？”，听到有人问父亲猛地回过神来，来人接着问“切开卖不”？“切开就不好放了，能买一个吗？”父亲想了一下说。“这么大，要不了，一半还差不多，就这，还是叫了几个人干活，吃饭人多”，“好吧！8分钱给你称，切一半”，父亲无奈地说。“太贵啦，6分”，来人还价说。“你看，我都切开卖给你了，你还不出价”，父亲解释说。“这都啥时候了，你还不赶紧卖卖算啦，还拉回呀”买菜人说。“好啦，不说了，7分给你称”父亲说。“行行行，我也不搞价啦，赶紧称”，来人说。这半个大冬瓜15斤多才卖了1块多钱。已经10点了，太阳晒得人有些困倦，市场上的人更少了。父亲和我吃着从家里带来的辣子夹镆，一直等到11点，还是没人问，父亲说拉回去算啦，“那怎么办呀？”我沮丧的问，父亲说：“回去再想想办法，办法总比困难多”，就这样大半天只卖了半个冬瓜又拉了回去。

过了几天我放学回家，发现后院的冬瓜不见了，就问我妈，她说这两天父亲一直托人联系学校食堂、工地食堂，最后3分钱一斤卖了，还是给人家送过去的。我说这么便宜，母亲说：“再等等就怕坏了，不卖咋办”？

生活虽然平淡无奇，为了我们这个家，父亲整日辛苦劳作着，养鸡、养鱼、种果树，当时觉得别的孩子常有时间玩耍，而我们姐弟三个随着父亲总是有干不完的农活。多少年过去了，关于父亲的许多回忆一直在我的脑海里萦绕，长大之后我渐渐明白，作为一辈子和土地打交道的农民，是因为他过过苦日子，他知道世事的艰难、生活的不易，他想让我们知道，天上不会掉馅饼，幸福生活是靠自己勤劳的双手换来的。谨以此文怀念我的父亲。（龙钢公司市场营销部 贾学飞）